当村庄回归麦田：皖北农村的消亡历程
前言
我有一个很感兴趣的话题，一直以来都很感兴趣也一直以来都在尝试解答，但一直以来也没有找到让我满意的答案。我家是在安徽省阜阳市的一个乡镇上，放假回去镇周围的农村基本见不到年轻人，每年回去都会看到刚刚空置的房屋，很少见到有新房盖起来，听到的消息都是外面人来集约承包土地。在这些信息的灌输之下，一个人脑子里很容易就会蹦出来“消失”两个字，像我老家一样的农村，像我老家一样风貌的广泛存在于整个中国中部的大大小小的农村，未来的结局是否是消失？
那由此会延伸出很多问题：怎么定义消失？消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至少要满足什么条件才称得上消失？从哪些条件哪些现象哪些预兆能看出来这个村子以后有可能会消失？没有产业？年轻人口的流失？还是什么？为什么会消失？为什么不会消失？什么时候消失？如若我们分析得来会消失，那么什么时候消失？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不会的话又是为什么不会？ 接下来的三千字，我想以我自己的观察为引子，期望用尽可能详细的逻辑推导与我所找到的公开数据，尝试去解释上面那些问题，文笔思考都很稚嫩，力有不逮，还望谅解。
作为一个物理实体、共同记忆承载体和社会学意义上共同体的“村庄”，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解体。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自然衰退，而是由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县域城镇化政策以及代际资源汲取机制所共同塑造。预计到2035年，即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节点，传统的熟人社会型村落将在皖北平原大面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农场与养老社区的二元结构。本文试图在这一宏大叙事中，为理解中国城乡转型，提供一份来自笔者田野的微观注脚。
一、 什么是“消失”？
在探讨阜阳农村的未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在厘清“消失”意味着什么。传统的行政区划统计往往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变迁。村庄的消亡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平整，更是社会关联的断裂与文化根基的拔除。
村落有三重意义的“消失”，作为真正物理实体的消失；作为共同记忆承载体的消失；作为社会学意义上共同体的消失。三重消失并不存在什么递进关系，现代社会中这三类消亡往往是并行而互不依赖的。
1. 作为真正物理实体的消失
作为真正物理实体的村落其消失往往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并村导致的行政降级。根据近年来的数据，中国行政村数量从2000年的370万个锐减至2010年的260万个，且这一趋势在十四五期间加速1。在安徽，由于撤点并村政策，大量原本具有独立名字、独立土地庙、独立家族记忆的自然村，在行政地图上被抹去，成为了大行政村下的一个村民组。虽然房屋依旧存在，但其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已经丧失，公共资源的分配权上移，导致自然村层面的公共事务治理能力迅速萎缩。二是复垦导致的实体湮灭。这是更为彻底地消亡。在安徽省推行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驱动下2，为了获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有极大的动力将人口流失严重的自然村整体拆迁，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3。在阜阳，许多原本充满人烟的村落，如今已变成了一片平整的麦田。这种消失是不可逆的，它切断了村民回乡的最后物理凭借。
2. 作为共同记忆承载体的消失
比物理消亡更隐蔽、更具腐蚀性的是村庄的社会性死亡。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定义的“熟人社会”，其核心特征是人与人之间基于长期互动形成的道德契约和互助网络。然而，在今日的阜阳农村，这一本体特征正在瓦解。过去，红白喜事、房屋修缮、农忙收割，依靠的是“换工”和家族互助。如今，市场化切断了邻里与家族间原本作为互助纽带的情感与道义联系，致使农村原有的互助体系逐渐瓦解4。
在传统选举机制的作用之下，农村的公共权威往往还是在乡绅手中，但农村年轻及高文化素质人口被城市虹吸、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等导致传统选举机制的失效，与此同时行政村作为政治实体，对村内各类资源享有一定的调配权力。于是两者之间的张力必然催生对行政村政治权力的利益争夺，当前在阜阳市各村落存在的利益争夺一般而言是两种结果，一是乡镇乃至于区级干部在行政村设立的代理人；二是本土所诞生的政治强人，这也是当地行政腐败的来源之一。此二者详细解释起来需要较大的篇幅因此在此不作详细解释。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批判，而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原有服务的市场化并非坏事，至少作为个体的农民拥有了更多选择的权利与自由，或者说原有互助体系会被市场化打败也恰恰说明了谁更优越谁更符合农民的需求；公共权威的转移也至少能够说明此时的农村至少不是一潭死水。
3. 作为社会学意义上共同体的消失
作为共同记忆承载体的消失则更具有一些浪漫与乡愁的滋味。在皖北地区，家族曾是村庄的灵魂。逢年过节一个家族的三代或者四代聚集在一起祭祀自己的祖先，祭祀的地点和仪式和南方的宗祠是不同的，往往就是在自家田地里去给祖先的“坟”上香烧纸。
然而，近些年以来这些祭祀与记忆遭到了来自行政力量和市场逻辑的双重挤压。首先就是禁止土葬的行政强制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使得原有的祭祀地点遭到最直接的挤压。与此同时，随着60后这一代老人的逐渐凋零，掌握村庄口述历史、家族谱系和传统祭祀仪式的人群正在消失。年轻一代对村庄的记忆仅限于春节期间的短暂逗留，他们不知道逢年过节该怎么祭拜祖先和神仙，不知道地头田间的坟头埋葬着哪一位远房亲戚，不清楚邻居与自家的五服关系。这种记忆的断裂标志着村庄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终结 1。
4. “消失”的量化：空心化四维度
| 维度 | 定义 | 阜阳农村现状特征 | 本体论含义 |
|---|---|---|---|
| 人口空心化 | 常住/户籍人口比 | 常住人口不足 30%，以老幼为主 | 丧失再生产能力与劳动力基础 |
| 土地空心化 | 耕地流转与宅基地闲置 | 宅基地闲置率预计 2040 年超 50% | 农民退化为地租食利者 |
| 产业空心化 | 非农就业机会 | 除了少量农业辐射（如太和医药），基本无二三产业 | 失去造血功能，沦为城市附庸 |
| 文化空心化 | 传统仪式存续度 | 仪式表演化、行政禁绝化 | 失去精神内核，成为文化荒漠 |
二、 “消失”的表征与预兆
1. 人口的代际断层
行走在阜阳的村庄，最直观的感受是“安静”。这种安静背后是极其扭曲的人口结构，如果说我们之前还能戏称农村被6199部队所充斥，那么现在，阜阳农村的61大军已经裁军完成了，农村几乎只剩下老年人休养生息。
安徽省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023年安徽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8.79%，农村地区这一比例又远高于城市，而阜阳又是安徽省内有名的劳务输出大市，青壮年的流失比其他市又更为彻底，可以想象阜阳农村的老龄化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与城市公园里打太极的老人不同，阜阳农村的老人展现出一种“死而后已”的生存状态。70岁甚至80岁的老人依然在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大多数情况下这并非迫于生计和支持子代进城的压力，而是出于一种复杂的被需求感以及对土地的复杂感情，他们是村庄最后的守护者，也是最后一批真正的农民。同时，尽管数据上总体寿命在延长，但农村老人的健康寿命仍远低于城市。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差、长期重体力劳动以及营养结构的单一，使得农村老人在生命最后阶段往往伴随着长期的病痛。
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质量，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将孩子送往县城或镇上的私立寄宿学校。村庄里的小学大量撤并，原本充满读书声的校园变成了养鸡场或仓库。村庄失去了未来的希望，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读书是为了离开这里，是为了进入城市。留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孩子也面临着教育资源的失衡以及情感缺乏的心理问题。
2. 高标准农田的“美学暴力”
阜阳平原的地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标准化改造，这在视觉上表现为暴力的平整的美学，在社会学意义上是对传统地权的抹除。
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推动下，安徽省大力推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小田变大田改革。推土机推平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田埂、沟渠、坟头和树木。原本并不规则、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张家的地”、“李家的田”，变成了整齐划一、连片成方的千亩大田。这种改造使得土地适合大型农业机械作业，但也切断了农民与具体地块的情感联系。农民不再需要熟悉每一寸土地的脾气，因为他们已经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了大户和农业公司。
3. 传统土坟的消失
在这一过程中，死者的空间也受到了挤压。文件明确要求“小田变大田”区域内严禁新建坟墓，并有序推进迁坟，虽然在我的实际观察中迁坟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在传统的阜阳农村，祖坟是家族根基的象征。现在的政策推崇公墓化，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与现代化的土地利用逻辑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了村庄历史记忆的消逝。
4. 畸形的建筑景观
在阜阳农村，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比较独特的建筑景观：一边是装修豪华的欧式别墅拔地而起，另一边是断壁残垣的土坯房无人问津。那些三层、四层贴着瓷砖、装有落地窗与小院的小洋楼，往往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结婚”。皖北也是传统的彩礼大区，在村里有一栋气派的楼房，在县城有一套商品房，是男性获得相亲资格的必要条件。这些耗尽两代人积蓄建成的小洋楼多数情况下一年中仅在春节期间有人居住十几天。剩下的时间里，只有年迈的父母守着空荡荡的大房子甚至说完全空置，这是一种奇怪的社会资源浪费，是虚荣心与传统观念在现代化冲击下产生的荒诞景象。
与豪宅并存的，是大量长期无人居住的老屋。由于一户一宅政策的限制和确权问题，许多进城落户的村民不愿放弃宅基地，宁愿让房子烂掉也不拆除。杂草丛生的院落、坍塌的屋顶、剥落的标语，构成了村庄衰败的底色。根据预测，到2040年，农村房屋的空置率将超过50%。这些废墟像一道道伤疤，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的衰落。
5. 信任机制的瓦解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是充满人情味的。但在今天的阜阳，人情已经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红白喜事的礼金水涨船高，成为了村民之间互相攀比和敛财的工具。许多人为了躲避随礼，甚至不敢在节假日回乡。在没有了集体经济纽带之后，村民之间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村庄内部的信任机制瓦解，那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田园牧歌，只存在于文青与城市知识分子的想象和自我感动中，现实是冷漠的互不干涉和因利益比如土地赔偿、低保名额引发的激烈冲突。
三、 为什么会“消失”？
阜阳农村的解体是一套设计出来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学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既是一场对农村资源的深度的压榨，也是市场化城市化大势之下的必然结果。
1. 土地制度的变革（根本动力）
土地制度的变革是推动村庄解体的根本动力。在安徽，这一过程通过“三权分置”和土地流转政策被制度化。安徽省推行的“小田变大田”改革，其显性目标是提高耕地质量和粮食产量，但隐性后果是加速了小农的终结。当土地被集中连片并确权后，流转变得极其容易。农民将土地经营权出让给大户，换取每年每亩500-800元的租金。虽然这看似增加了一笔收入，但实质上切断了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对于小农来说，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最后的社会保障。一旦土地长期流转，通常合同一签就是5-10年，农民就失去了在失业或遭遇危机时回归农业退守的可能性。他们被迫彻底依附于城市的雇佣劳动体系。
阜阳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政府通过拆并村庄，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产生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在省域内甚至跨省交易，卖给合肥或长三角发达城市。这笔巨额的指标费是县乡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地方政府有极大的动力去推动村庄拆迁，即使这种拆迁违背了部分村民的意愿。村庄的物理消失本质上就是土地指标的变现过程。
2. 代际剥削机制
贺雪峰老师提出的“代际分工”理论在阜阳农村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策略，是导致村庄资源枯竭的推手。传统的养儿防老反哺模式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代际剥削。在阜阳农村经常能见到50后、60后这代农民，通过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和在附近的打零工，榨取自己最后的剩余价值。这些钱不是用于自己的消费，而是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在城市打工的子女，用于支付首付、房贷、孙辈的学费。农村的积蓄被抽空，变成了城市钢筋水泥的一部分。村庄被掏空了，不仅仅是人，还有几代人积累的财富。
皖北地区严重的性别失衡导致了婚姻市场的极度内卷。为了让儿子娶上媳妇，一个农村家庭往往需要耗尽家财。彩礼、车、房是标配。因婚返贫在阜阳农村并不少见。为了满足结婚条件，农民不得不进城买房，哪怕这套房子他们根本住不起、供不起。这种被婚姻驱动的城镇化是虚假的，也是脆弱的，它进一步抽干了农村的血液。
3. 县域城镇化的“蓄水池”战略
国家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已明确转向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对于阜阳这样的农业大市意味着什么？一是公共服务的消失，随着人口向县城集聚，乡村的学校、卫生院、客运班车等公共服务正在有计划地削减或撤并。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服务越差，人走得越快；人走得越快，服务越没理由保留。二是户籍制度的全面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已全面取消。这不再是“允许”农民进城，而是鼓励甚至倒逼农民进城，以消化县城的房地产库存。
四、 结语
这不是一篇合格的论文，不是一篇合格的读书报告，不是一篇合格的调研报告，但我自认为其中的思考、分析与对一些现象的阐释或许是合格的。这个学期由于学习压力，我并没有好好的写过一篇文章，于是在接到马原写作任务的时候，就想着借着这个机会去写点什么，去表达点什么，一开始脑子里是有两个选题的。一个是当前广东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的生存境遇以及运行状况，因为我今年开年的时候和他们接触过，也依然保有联系，这个话题我确实蛮感兴趣的，另一个就是我上面写的我家乡的农村。
我对农村的态度几经转变，也一直很复杂，我是农民的后代，我的童年是在最普通最普通的农村度过的，我从小也被教育着努力读书离开农村，去往大城市拥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当我一点一点远离农村到现在回头望的时候，它已经陌生到我认不出来了，荒废的学校、坍塌的屋顶、隐没在麦田里的坟头、地头消失的沟堑…都在宣告我所熟悉的那个时代的终结。 我深知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个体情感无法阻挡的洪流。但我依然感到一种生理性的阵痛。在皖北的习俗中，老人的离去总伴随着高亢悲凉的唢呐声，那是生者对死者最后的体面与送别。而如今，这一整个正在消亡的村落的社会，却在沉默中走向黄昏。运用我仅有的理性与逻辑记录我记忆中的农村和它现在的余晖，或许是我作为农民的后代，试图为这片生养我的土地，吹响的最后一声唢呐。
参考资料与注释
注：部分数据参考学界关于“农村空心化”的量化研究模型 56。
Footnotes
-
(re)Discovering Rural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ies of Lost Villages in China ↩
-
Qu, Y., et al. (2022). Research on Hollow Village Governance. Land 11, 792. ↩